我路經票務站

有個衣著樸實的歐巴桑，經過剪票口，怯怯的用報紙包著一袋東西要送我，她用很卑微的神情，站在剪票口旁邊，等旅客都走光了，才將我拉到邊處，抖抖的說：「小姐！這是我家自己種的大香蕉，與別不同的，給你吃吃看，我在山上種完，然後特地從下山帶來給妳的，已經溫好了，雖然這蕉很醜，不過真的很好吃的。。。。。」

她恭敬的抱著兩串大香蕉，請求我收下，我跟她從沒見面，怎能收她厚禮呢，她將東西輕輕擺在剪票口邊，拉著我 的手說：「小姐！妳還記得我嗎？上個月我來這裡找兒子，不小心把錢包弄丟了，我兒子的armani手錶、還有電話號碼也在裡面。」
我在候車室坐了兩、三個小時，妳請人去買麵給我吃，還幫我買回家的火車 票，妳忘了啊！」

我趕緊在腦海裡搜尋這老太太的影子，奇怪，我怎麼一點印象也沒有，常在候車室看到許多需要協助的老人家，能力許可，我就為他們做一點事，那是做人的本分，誰不會老呢？多麼希望在我老的時候，也有年輕小夥子，在必要的時候扶我一把。

「小姐，我回家後，每天都想快點來跟妳說謝謝，順便拿麵錢給妳，我燒香的時候，也有跟老天爺說，請祂保佑妳身體健康，出好子孫。」她愈說我的臉愈紅，一碗麵才幾塊錢，竟讓她這樣耿耿於懷，實在讓我不好意思。

「這香蕉請妳一定要收下，我兒子開車要來載我了，跟妳耽誤時間，歹勢啦
！」
「歐巴桑！多謝妳，錢您收下，麵我請，香蕉您請，好嗎？我也祝福您老康
健。」

她見我收下香蕉，開心的跟著兒子走了，我抱著兩串香蕉進辦公室，滿懷的香蕉，讓我有點飄飄然，如果人世間的真、善、美，都能夠藉著一碗麵，兩串香蕉慢慢舒展開來，那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。

常聽人說社會現實，人情冷漠，我卻常在周遭看到許許多多平凡中的善良人士，他們沒沒無聞，順天理，秉持良心，認真的在過每一天，他們是社會的希望所在。至於這香蕉，我準備帶著它祭神，去感謝老天爺讓我因為兩串香蕉，認識了人與人之間融洽的互動，也期許自己，能為更多人，做更多的事，謝謝您！歐巴桑！

應收賬融資也是如此，加速收錢程序，債款人能拿到利息，借款人能夠得到幫助解決當前的問題，符合能為更多人，做更多的事，改善金融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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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香蕉 #人情冷暖

我是一個牙醫，平常的工作是替別人登記，然後別人登記完成後，姑娘安排時間讓我為病人開始洗牙。

這個工作，每天都接觸大大小小的客人。有哭著的小孩子、也有成年人。

然後這次，有一個年輕女孩扶著一位老阿媽來看牙齒，患有嚴重牙週病，因為怕看牙醫所以拖到現在才來。

牙齒已浮動，小心的、輕輕的打麻藥再輕輕的拔起，過程不很久，但是老阿媽神經崩的很緊，很緊張。

孫女在一邊不斷安慰阿媽，並且很關心的詢問阿媽的情況，然後再將我所解釋的在慢慢的告訴阿媽。

這一切都十分的平常。如果躺在椅子上的是這女孩的小孩（當然小孩不會有這麼嚴重的牙週病）這種畫面也是滿常見的，當時我卻深受感動，很少看到年輕人這麼孝順的，這麼關心阿媽或是父母。

想想自己常常會找一些藉口，把不夠孝順的理由推給父母，看到這一幕，又一次受到震撼，而且這女孩那種孝順的真誠，沒有半點不耐煩，感動一幕。

　我驚訝萬分地發現，台灣人有一個日常詞彙在香港是從缺的。
　在台北，人們來來去去，宴會上碰面時的相互問候往往是；「回國了嗎？哪天再出
國？」
　七百萬香港人住在一個大機場旁邊，人們每天在那裡進進出出，機場簡直就是香港
人家門口的巴士總站──到任何地方都要從這裡進出。但是，他們離開香港不說「出國」
，回到香港不說「回國」。顯然在香港人的意識裡，香港不是「國」，而且，不屬於什麼
「國」。那麼，他們怎麼說呢？
　我豎起耳朵仔細地偷聽，發現，他們是這麼表達的：
　「我明天要去上海。」
　那可不是「出國」。
　「曾蔭權昨日返港。」
　那可不是「返國」。
　報紙會說，「金牌選手踏進機場，受到港人熱烈歡迎」，但絕不會說，「金牌選手
返抵國門，受到國人熱烈歡迎。」沒有「國門」，只有「機場」；沒有「國人」，只有「
港人」。
　香港人在談香港的時候，絕不會用到「國」這個詞。當他們真的用到「國」這個詞
的時候，通常指的不是香港，而是另一個地方──那個很大、很大的羅湖以北的中國，或
者是維多利亞港邊矗立的那個「解放軍大樓」。香港有立法會，但不是「國會」。有官立
小學，但不是「國民」小學。有香港大學，但不是「國立香港大學」。有人會高喊愛港，
但請不要把愛港和愛國混為一談，一轉成「愛國」，就變成完全的另外一套含意。在香港
，「國」這個詞，是保留給中國獨家專用的。
　台灣人可大大不同。人們總是在「出國」「回國」，總統出國之後要返抵「國門」
，他要對「國人」有所交代。知識份子關心的是「國事家事天下事」，被政府尊為專家請
回來的海外學人，出席的是「國是」會議。價值觀上起辯論時，「國情不同」常被提及。
軍事基地中最大的標語還是「效忠國家」。學生在學校裡說的是「國語」，學的是「國文
」。撕頭髮、丟茶杯、打成一團的是「國會」，「國會」裡頭大聲咆哮爭吵的是「國歌」
、「國旗」、「國徽」要不要換的問題。都市重新組織時，做的是「國土規劃」，經濟問
題的討論，鎖定在「國力」的提升上。
　因為對「國家」究竟是哪一個發生了錯亂──中華民國到底還要不要，台灣民主國
究竟是玩真還是假，都弄不清楚了，所以才漸漸捨棄行之多年的「愛國」之說，而改採「
愛台灣」的口號來動員群眾。除此之外，「國家」還是在人們的心念裡的。大學校長們開
會的時候會說，「我們要為國家培育人才。」知識份子痛心疾首的時候，會說，「今天的
台灣，國不國，君不君，沉淪矣！」紅衫軍在廣場上守夜時，從婆婆媽媽們嘴裡最常聽見
的兩句話，一句是：「有這樣的總統，叫我怎麼教育孩子啊！」另一句就是，「國家怎麼
變成這個樣子！」
　在維多利亞公園裡，那第二句話翻成廣東話就會變成：「香港怎麼變成這個樣子！
」「國家」這個詞，在香港人的意識裡，是個比較遙遠的、沒有輪廓的東西。
　但是，香港的歷史多麼複雜。到八十年代，每年十月十日還有很多門戶裡會竄出一
面中華民國的「國旗」，一年一度，在風裡飄舞。跟現在的台灣也許沒關係，人們帶著一
九四九年以前的「國家」意識，繼續以一面旗表達心裡的感覺，那種感覺，可能很混沌，
說不清道理，也許只是一種情緒，一種記憶，一種和過去的人與事的鄉情連結，是一種私
密的個人歷史情感，和政治理論與歷史真相甚至扯不上關係。

　我碰見這麼一個禿了頭的出租車司機，知道我是台灣人，一面開車一面就說，「我
是調景嶺長大的。從前讀書的獎學金都是中華民國救災總會發的，畢業後還被送到台灣去
做三個月的技職培訓。很感激。到現在都還覺得，一直沒有機會回報，掛在心裡。到今天
，聽到國歌，我還覺得很激動。」
　從後視鏡裡看他，看不清他的臉，但是他低沉的聲音，充滿了滄桑和情感。